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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周刊数字报

2020-05-04 18:35 网络整理

  “现在是不是很流行‘大叔控’?”李宏军发现,有很多四五十岁,甚至70岁的男性来找他看病,要求改善自己的性能力。随便一聊便得知,这些经济实力不俗的“大叔”们,都新娶了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,除了在物质上满足妻子的需求外,还力图在卧房里也展现实力。

  除了“大叔”们这种“甜蜜的”性困扰,李宏军还经常在男性求诊者中遇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:一种是在婚姻里可以做爱,面对婚外性时无法成事;另一种是与婚外性伴侣的性生活很和谐,但希望维持婚姻,而实际上却与妻子已经擦不出火花。不过,他感觉,因后一种困扰来求医的男人更多。

  对此,李宏军表示,他在帮患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尽量劝对方,性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,也跟感情有关,你需要调动对妻子的爱才能使性生活成功,说到底,“大脑才是人体最大的性器官”。

  马晓年也会劝诫那些男人们,婚外性会极大地增加感染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。“一句话,劝和不劝离”,李宏军与马晓年不约而同都这么说。

  性治疗师们遇到的问题,是中国式婚姻的最新写照。2000~2010年,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针对中国人的性生活,做了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,结果显示: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,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。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,男性从13.2%增长到28.9%,女性从4.5%增加到9.7%。

  与此同时,研究者发现,在前两次调查中,高阶层男女的婚外性发生率都更高,但是到了2010年,这种趋势已经很不明显。也就是说,婚外性的阶层差别正在日渐消失——婚外性正在走向“全民化”。

  潘绥铭倾向于认为,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婚外性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“婚外恋”。也就是说,婚外性的目的,既不是钱财,也不是为了更好的性生活,而是为了爱情。这一点女性尤甚。

  马晓年就遇到过前来咨询的出轨女性。一名女性由于婚内感情与性生活不如意,便在外面有了情人,但又受到良心谴责,左右为难。马晓年说,对此,他只有给她分析局势,情人也有家庭,不会和她结婚,而婚外情一旦被丈夫发现的下场会怎样,最好还是斩断关系,及早收手。

  不过,“其实这些道理她都知道。我说了也没用,如果她有决心收手,又怎么会来找我?咱们当医生的,也只能是‘有时去治疗,常常去帮助,总是在安慰’”,马晓年摇摇头。

  不久前,一部讲述“人妻出轨”的日本电视剧《昼颜》在国内小范围走红。而这部剧的最大看点,是身为中产阶级主妇的女主角,穿着名牌内衣,开着跑车,主动寻求婚外情。她出轨的逻辑是:只有在外面有了男人,才会因为自知理亏而对丈夫和孩子更好,否则谁会甘心为男人去洗内裤呢?当日剧开始触及女性性解放的话题时,更多中国女性还在为“防小三与丈夫出轨”所困扰。

  “当前,中国出现的婚外性现象,是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动摇与颠覆,由此产生的问题,正是国人目前最大的性困扰。”性学者方刚指出。

  来方刚这里接受咨询的一大主流人群,是那些作为丈夫出轨受害者的妻子。在过去,遭遇此类问题的女性,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,但近些年,方刚发现,各个年龄段的已婚女性都会找他问这个问题,30多岁的甚至刚结婚20多岁的也有。

  对此,方刚伸出指头,一边掰着数一边说: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,婚姻承载了5大功能:性生活的固定配对、经济维系、共同抚养孩子、感情维系和扩大社会联结网。我会问这些来访女性,你们的婚姻还剩下几个功能?如果只是其中一项或两项缺失了,你是否愿意离婚?”

  在他看来,女性之所以在婚姻中感到受了伤害,是因为她们对婚姻的理解,仅限于彼此对对方保持性忠贞。但婚姻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此。

  这种想法或许有些激进。但根据潘绥铭的调查,2010年,中国的现存婚姻中,有1/5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,但这些夫妻确实没有离婚。

  基于此,潘绥铭认为:“离婚便利比离婚自由更重要。”离婚越难,“脚踏两只船”也就越多。反之,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非常容易地离婚,那么一旦移情别恋,情况就会转换为:跟这个人离婚,再跟那个人结婚,那么相当多的婚外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“其实人们应该想一想,究竟是哪些因素,导致中国人离婚这么难?”说完这句话,潘绥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。钱纬